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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钱塘江南岸，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四层展区里，来自各国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展台，风格各异。安德烈·莫雷拉看得眼花缭乱。他是智利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教授，专程来中国参加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此时，锡林郭勒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展台，马头琴声悠扬。莫雷拉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曲罢，他拿起签字笔，在A3纸大小的留言本上写下一段话：“这对我来说是最美好且鼓舞人心的经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将全球各地的人们凝聚在一起。中国人民太棒了！”
<正>会场里，掌声突然响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研究一部部长骆磊微笑着，把一本打着红色蝴蝶结的厚书递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项目官员塔莱斯·卡瓦略·雷森德。书皮上印着“非洲濒危世界自然遗产地遥感监测与分析报告”的英文。“这份报告不仅总结了非洲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整体情况，还提供了极其关键的稀缺数据，无疑完成了一项艰巨且重要的任务。”雷森德说。
<正>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是一位老保护工作者了。过去40多年，他长期从事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目睹过长江江豚数量锐减，也见证了其数量止跌回升。长江江豚数量的变化，是我国生态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曾经历过低谷、走过弯路，但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探索出保护与发展兼顾的方法，并取得初步成效。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征程中，有一个关键历史事件——1973年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
<正>“只要地球在人类在，可持续发展就是永恒命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以下简称SDG中心）主任郭华东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面向未来，应进一步重视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SDG中心成立于2021年9月，是全球首个以大数据服务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际科研机构。
<正>2021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山地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以下简称山地网络），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生态环境中心）、西班牙奥马尼亚和卢纳山谷生物圈保护区共同组成技术秘书处。四年间，山地网络边建团队边扩圈，逐步发展为“人与生物圈计划”中颇具代表性的专题网络。
<正>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自2025年10月1日起，向世界各国用户免费开放其最高分辨率的全球数据，较原计划提早了一年，这在气象界及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人与我探讨这一话题，问我中国气象该怎样应对。我能体会到ECMWF开放数据举措的重要意义，但不太认同“如何应对”这样的提法，感觉在理念上有些被动。气象数据开放共享既是世界各国在世界气象组织（WMO）框架下取得的共识，也是中国在推动数据资源系统建设过程中遵循的基本方针，应是一项积极主动参与推进的工作。
<正>发展科技的基础是高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而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决定了高端人才的初始教育和培养是否合格，也是发展科技这项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此，谈谈我对于博士学位论文评审的一点思考。评审人。大学里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一般有本校专家内审和校外专家外审两种方式，有的大学还可能会选择国外专家进行外审。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会涉及评审人的标准问题。
<正>研究生阶段，完全不干杂活是不现实也不明智的，因为研究生是科研团体的一分子。但无底线地干所有杂活是对自己和学业的不负责。干杂活的潜在价值。通过参与项目、协助导师做一些日常事务，学生可以积累很多实用经验，如数据处理、文献整理、设备维护等。这些工作看似杂活，实则能帮助学生提升科研能力，拓展人脉。在做实验和研究的同时，从不同角度了解学科领域的其他工作，可能会为学生带来意外的灵感，甚至对研究有所帮助。若杂活涉及其他研究方向，如师兄师姐的课题，则可能会意外拓展知识面，为未来寻求合作或转方向打下基础。熟练使用实验室设备、软件或数据分析工具，可能会成为求职或深造时的加分项。
<正>当前，以人工神经网络和大语言模型等为核心的人工智能（AI）技术，无疑是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又一次划时代的重大科技突破。它不再仅仅是执行特定任务的工具，而是演进为能够理解、生成乃至创造内容的智能体，深刻地重塑着知识工作的范式。在这个由新技术定义的时代，主动学习并掌握使用人工智能已不再是一项可选技能，而是关乎个人竞争力与社会参与度的关键素养。善于利用人工智能的人，能够极大地提升工作效率，拓展认知边界，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从而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占据先机。
<正>8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其中特别强调“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其核心就是要积极构建“人、机与环境对齐的生态智能体系”，推动人工智能（AI）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这是继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之后，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战略的全面升级。
<正>“相比春季过敏，秋季花粉暴露时间更长，更容易引发过敏性哮喘。”近日，首都儿科研究所变态反应科主任沙莉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监测数据显示，北京秋季花粉浓度高峰期集中在9月中上旬，其中蒿属花粉为最主要过敏原，包括黄花蒿、艾蒿、大籽蒿、茵陈蒿等。这类花粉数量大、花期长，易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引发过敏反应。此外，灰藜、草、豚草等也是北方秋季常见的过敏原。“明确过敏原是过敏性疾病诊疗的第一步。”沙莉指出，只有弄清楚对手的底细，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正>“我们能否用生态修复技术直接代替工程防沙，实现完全的防沙治沙？”“人工智能在未来发展中会不会对人类产生真正的情感？”“随着海水淡化技术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还需要节约用水吗？”“未来量子计算机有可能变得更小吗？”在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第一中学报告厅内，学生的提问如同一粒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9月16日，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智能科学与技术科普工作协作组、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以及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承办的“科学与中国”中西部行高端科普报告会，正以一场场充满温度与智慧的对话，为1800余名青海学子打开一扇通往科学前沿的窗。
<正>他身形清瘦，身上衬衫洗得发白，脚上的旧布鞋很干净。他每天穿梭于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左手拎着一个旧保温瓶，右手提着老式暖壶，壶身磕碰的凹痕是日复一日留下的岁月印记。他少年壮志，自小便立下“为国家争口气”的人生目标。他走在航天发展前沿，被誉为“以钢铁意志从事科研”的科学家。1985年，他肩负援建青岛大学的使命踏上这片土地，自此他的名字便与这所高校紧密相连。他就是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科研与教育事业的航天科学家、青岛大学首任校长——竺苗龙。
<正>在西藏日喀则海拔4100米的高原上，在吉林长白山的茫茫林海间，两台银白色的巨型射电望远镜拔地而起。夜幕降临后，它们显得尤为壮观，静静等待来自深空的信号。这两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以下简称上海天文台）统筹建设，于2024年12月底宣告落成，并具备初步观测能力，成为助力我国探索神秘宇宙的利器。从筹备、考察，到选址、建设，这是一场长达6年的攻坚。
<正>“我的名字叫科学，我的理想是探索。宏观宇宙、微观世界，人类生存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足迹、我的拼搏……”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合唱团用一首《我的名字叫科学》，向青少年们展示了科学的魅力和科学家的风采。“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数学院）研究员余德浩用简单的语言，道出了参加合唱团的初衷。数学是专业，诗词是爱好，科普是责任。如今，80岁的余德浩在多重身份之间频繁切换，一切都是那么游刃有余。
<正>“一个人是如何变得如此博学的？”在观看一位知名教授给众多听众做讲座时，我问自己。我钦佩她的一切：她所做出的革命性发现、充满激情的语调、清晰的解释。相比之下，我的研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技能也十分有限。作为一个即将进入第5个年头的博士后，我知道应该开始申请教职了。然而，我觉得自己远没有达到成为一名教授所需的能力和自信。我的人生该怎么办？在科学上我永远都不够好。当完成数学生物学的博士生课程时，我并不确定职业方向。我曾考虑在银行或其他公司工作，但作为一名博士后，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似乎比其他工作都更令人兴奋。
<正>几周前的一个周五晚上，当我终于要进入梦乡时，手机突然响起来。是一个学生打来的，他的职业规划因美国科研领域近期的动荡而受到了影响。他问了我一个非常熟悉的问题：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渡过难关，重新回到精心制订的计划轨道上？思考这个问题的经历塑造了我的职业生涯。20年前，我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当时我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即将进入法学院学习，打算将这两个专业结合起来，以保护人类健康。我全力以赴地准备法学院入学考试、申请法学院、撰写博士论文以及授课，最终取得了成功。然而在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登陆了美国。
<正>这是我一年中最不喜欢的时刻：课程结束后不久，就会看到对我教学的匿名网络评价，似乎还有关于个人的方方面面。有个学生形容我的语气“带有讽刺和居高临下的意味”，另一个学生则抱怨我“过于乐观和热情”。我还因为着装而受到评判——如果穿牛仔裤和毛衣，会被说“太随意”；如果穿正装，又会被说“显得过于咄咄逼人”。有些学生指责我布置的工作太多；另一些学生则认为布置的工作量不够，不足以让他们学到东西。就连我的面部表情也不安全——有人评价说我笑得太少了，另一个人则指责我“太高兴、太开朗了”。这确实让我感到很沮丧。但我意识到，无论多么努力、多么在意，我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这没关系。
<正>我下了车，手里拿着旅行背包，寒假回来休息了一下，见到朋友们后又精神焕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乐观起来。不久前与一位耳科专家的会诊给我带来了一些希望，医生有望诊断出博士生涯伊始就一直困扰我的头晕症的病因，并给出有效的治疗措施。但在邮箱里发现的东西却让我心跳不已：一堆医疗账单。这是堆积在梳妆台上未付账单的最新补充。当第一次从巴西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我觉得没什么能阻挡自己。但几个月的学习下来，一种持续的眩晕感悄然袭来。走在校园里、阅读论文甚至去购物，我都感到身体摇摇晃晃。
<正>每周例行的实验室会议即将结束，我们正准备离开时，首席研究员（PI）宣布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抱歉，团队成员们，我们已经没有资金了，我不得不让你们都离职了。”我环视房间，看到其他实验室成员的脸上都混杂着困惑和震惊的神情。当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去博士后职位时，我努力控制住情绪。我告诉自己，凭借博士学位和两个学士学位，找到一份工作应该不会太难。我的求职之路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顺利，但幸运的是，我还有另一个收入来源可以依靠，这是我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发展出来的。
<正>记得在医学院时，导师曾告诉我，她不会为我的博士申请出具推荐信——这是我计划的下一步。“你太敏感了。”她说。仿佛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东西，让我失去了进入自己为之努力奋斗的未来的资格。当时，我感到崩溃不已。说实话，4年过去了，我依然如此。那感觉就像一记重击，由我尊敬且信任的人给予。那一刻种下了至今仍挥之不去的疑虑，但也点燃了一束火花，引领我认识到，别人眼中所谓的弱点，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优势，只不过伴随着日常挑战而已。
<正>9月22日，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于浙江杭州盛大启幕。此次大会意义非凡，不仅是首次在亚洲举办，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参与范围最为广泛的一届盛会。20世纪中叶，全球资源与环境危机日益严峻。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寻找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改善人类生计的平衡之道。中国于1973年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1978年成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如今，中国成为全球实施该计划最具成效的国家之一，不仅建成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协作网络，开展了大量可持续发展实践，还以多个科研监测项目推动中国生态学研究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展。